摘自：北京晚报

　　老段子：某PR给别人送了五千块的购物卡，对方找回一枚一元硬币，因为五千块以上构成受贿。

新段子：有PR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新的送卡方式，把购物网站的礼品卡密码刮开，拍张照片传给对方，附言：“我捡了张卡，你看是不是你的?”

在一家房产公司做公关的杜鹃划拉着自己的微信群，找出最近圈子里流传的两个段子。

杜鹃和她的同行们习惯用“公共关系”的英文缩写“PR”来称呼自己。有人说，这个行业是为企业做 “面子”的。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许多看似并不相关的大事小情都波动着这个群体，不管是技术，还是时政。

总监和大Boss都开始刷微信了

早上起床还没刷牙就先看一眼手机，晚上闭眼前最后一件事还是看一眼手机——仅仅2013年一年，在一家IT企业做公关的彭帅手机里就多了六个工作用的微信群，加起来有一百多人。除了自家公司各层级的沟通群，办一场活动下来，为了维护关系，临时建的联系群也都保留了下来。

“别人估计跟我也差不多，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把信息发错群的。大家要么‘呵呵’一下，要么就装没看见。” 彭帅说。

被微信群填满的日子让彭帅渐生厌倦，工作沟通的便利给个人生活打上了阴影。到了下半年，他发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十月份的一天，老同学在朋友圈里写给他一条留言：“这周第三次了。”

摸不着头脑的彭帅打出一个问号，对方回复说：“这周第三次看见你发你们公司的植入(信息)啦!”

他翻了翻自己的朋友圈记录，果然。

即便是休息日，彭帅看手机的频率也不会低于三十分钟一次，而且是每个提示有新信息的微信群都会“扫一眼”。

“其实里面有很多话是不需要看的，但又必须看，因为怕有事儿，怕自己错过有用的信息。”彭帅经常手头同时运作三四个项目，他所在的团队还负责公司的“危机公关”，也就是应对各种负面信息，所以，反应速度必须尽可能的快。

社交媒体的风行改变了他们的工作重心，也重新塑造着他们的生活。彭帅还记得就在一年之前，这些沟通工作通常都是在个人电脑前进行的，工作时间也相应地维持在开机和关机之间。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工作和生活完全交叉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工作时间被动加长。”哪怕是在平安夜约会的饭桌上，彭帅都趁着女朋友拿手机自拍的工夫，浏览了同事发来的信息。

幸运的是，今年他们手里的官方微博账号压力小了很多，“我们这种跟网络关系密切的企业，新鲜劲儿都已经过去了。我是工作需要，还刷一刷，身边的朋友经常有人说，很久不玩儿了。”不过，最重要的不是彭帅的朋友们玩不玩儿微博，而是他的老板不爱玩儿了。

“从道理上讲，PR的工作应该是唯下的，要看对用户或者消费者的传播效果，但实际上跟政府机关一样，是唯上的。”

从业几年，在公关公司工作的周一华，已经习惯了从甲方那里收到“我们老大说必须如何”或者“我们总监觉得应该怎样”的指示。

“一开始有些事儿我实在觉得特傻的，还会建议一下，后来发现，没有用也没必要，他们就是做给领导看的。”

对此，经常身为“甲方”的彭帅也有同感。他们从今年年中开始打理公司的微信公共账号，最直接的原因是“总监和大Boss都开始刷微信了”。

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微博没有负面信息的时候，关心的人已经不多了。同事们似乎都忘记了两年前的部门会议上，大家对微博的工作计划是多么的长远和热血沸腾。

“我们老板喜欢看什么杂志，就让我们去找什么杂志合作。”杜鹃说：“至于我们的客户看不看，那就不知道了。”

在微博上搞活动，汇报给老板算创新

“PR”们唯上的原因很实际，因为老板的喜好将直接影响到部门预算。

“抽错了。”周一华忍不住骂了句脏话，他所在的公关团队正在给一家厂商在微博平台上做抽奖活动，模式就是只要微博用户转发一条商品信息，并@自己的三位好友，就有抽奖机会，奖品是时下最火热的智能手机。

“这种活动完全可以用‘机器’做，微博平台上有专业的‘活动粉’。” 周一华说的“活动粉”，是微博平台上专门用来配合企业活动的“僵尸粉”，由软件操作，账号背后并没有真实的用户。采用这种方法，“瞬间就能有很高的参与和转发，纯粹是为了做数据给厂商看，实际上对品牌建设和销量的拉动都很差。”

自诩“厚道”的周一华和他的同事这次没用“机器”，全凭人工，结果因为数量太多，负责统计的同事数错了，“没办法，只能更正道歉。”

周一华在这家公关公司工作了三年，正好赶上公司调整业务方向：向社交媒体倾斜。

“企业的老板关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资金就多，我们的业务也会跟着企业调整，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公司做社交媒体的人已经超过传统渠道了。”周一华说：“比如江湖传闻，国内顶尖的一个互联网公司，70%的中高层都看某个微信公众号，那你和这个账号合作，他们肯定愿意花更多的钱。”

今年，他手上的单子里，以前很少开展“在线”活动的传统企业，要求在社交媒体上做活动的也越来越多。在周一华眼中，转发抽奖是社交媒体上最“土”的一种营销方式。

“如果厂商的PR懒，我们或者‘水军’公司都能把数据做得很漂亮，让他给老板交差。有些跟互联网不挨边儿的厂商，老板连电邮都还用不利索呢，更别说社交媒体了，很好忽悠。其实这种事玩儿法很多。” 周一华经手过的通过创意段子进行植入营销，“最贵的，一个段子加上两位数的微博大号推广，也就五六万块钱。”

微博“凶猛”、微信“凶猛”也改变了PR们的业绩考核指标。

2012年，杜鹃遵照老板的指示开设公司的官方微博;2013年，她又在微信上建了公共账号。此前，她的主要业绩指标往往是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多少公司的正面信息，“我们主管能拿尺子去量你这块儿新闻的面积有多大。”

现在，她的业绩指标里又加上了有多少微博“粉丝”、多少微信关注，还有重要信息的转发和评论数。在她前不久刚做完的2013年度工作总结里，有关微博账号的数据图表有四页。

“喜欢在微博上搞营销，也不是因为PR懒，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年底总结好看，汇报给老板算是创新，还能申请新的预算。”杜鹃总结道。

国企办会也不“土豪”了

彭帅在微博上曾经看到有同行戏谑“PR”的意思就是“骗人”， “我回复说，不!骗人是广告的活儿，我们公关是‘陪人’。”岁末年初，这一点体现得越发突出，在彭帅最近一周的晚饭清单上，要“陪”的人既有公司内部其他部门的同事，也有传统媒体记者、著名写手和“自媒体”经营者。

“PR”的本意是“公共关系”，身在其中的人们也确实“各种关系丛集”。也正因为这些丛集的关系，许多看似并不相关的大事小情都会波动这个群体。

从2012年的“八项规定”到2013年的整治“四风”，让国家机关风气一振，一些并不在波及范围内的“PR”也意想不到地受了影响。汪铭所在的公关公司和一些大型国企有业务往来，这一部分客户“明显节俭了”。在他的印象中，国企搞活动一向颇讲面子，“背景板、签到笔这些物料都要最好的。但这两年，尤其是今年，这些东西都不那么‘土豪’了，能用就行。”

2013年下半年，警方对网络推手的打击让一些“PR”也跟着紧张了几天——“推手公司”、“草根大号”、“网络水军”原本就在一条产业链上。到了年末，北京警方查处了多个提供有偿删帖的公关公司，牵连出了多名网站工作人员，其中不乏主流新闻网站的员工。

“就是这些人把公关这个行业‘异化’了。”汪铭说。在他看来，不管是打击网络推手，还是打击有偿删帖，对这个行业而言都是好事。“比如要求PR用网络水军去攻击竞争对手的活儿也很多，但我们就接不了。有的客户毫无节操。作为PR，你不能没下限地去满足他的要求。”

就连用过“网络水军”的彭帅也觉得这是件好事：“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不能这么做了，大家都省心。”

但好事归好事，一些曾经在各种场合见过面的同行突然触犯刑律，还是让这些坐惯了办公室的白领们很有些紧张。“我们以前也跟媒体沟通过下沉负面新闻之类的事儿，老大专门强调，如果有经费往来，一定不能走自己的卡。”杜鹃说。J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