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is or Opportunity

顺水推舟 反败为胜

如果被涂鸦艺术家把讽刺的大字喷在门店前的墙上，大多数品牌会选做一个默默无声的受害者，任时间消化掉不良影响，因为那些肯花大手笔来店里消费的顾客们显然不会把一个街头艺术家的讽刺放在心上。当然也可以另辟蹊径，像设计师Marc Jacobs一样，把法国涂鸦艺术家Kidult喷涂在纽约门店的粉色大字“ART”做成限量版的恶搞T恤，并且以每件689美元的高价售出，借机大赚一笔。如果说这第一次“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举动是Kidult的失误，低估了小马哥的机智，那第二次又将流行的荧光绿色喷涂出的售价字样涂鸦奉送给Marc Jacobs的巴黎门店，不禁让人觉得如果不是这位艺术家气昏了头，那出发点可有点匪夷所思了。就连那句“这次你打算卖多少钱”的Twitter吐槽，在Marc Jacobs团队奉陪到底的调侃心态下，也不禁格外的苍白无力。显然这场战斗，小马哥赢得不费吹灰之力，多少品牌心中暗爽出了一口恶气的同时也忍不住遗憾自己怎么没抓住这么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小插曲,如果危机公关幽默应对，品牌非但不受影响，反而尝到了不少甜头，好好地宣传了一把。不过急得跳脚的Kidult理亏在先，以一杆巨型喷枪作为武器，仅凭一腔对时尚仇恨的热情，发出像“你应该感到羞耻，剽窃了我的作品并用它挣钱”这样的指责，也未免太后劲不足。对于“草根儿”艺术家们来说，喊喊口号就想撼动整个时尚圈公民的热情，多少有点蚍蜉撼树。但如果方法得当，偶尔也有例外。

Attitude

态度好的也不一定是赢家

Christian Louboutin 的猩红色鞋底，是每个女人梦中挥之不去的火焰。

时尚圈公关很少需要面对公共危机，但总有一个痛点如关节炎一样地反复发作，那就是与时尚博主之间的你来我往。纽约摄影师Brandon Stanton掌管着一个有近百万粉丝的网页Humans of New York，用来记录New Yorkers日常生活的点滴和他们迷人的服装。对于一个以纽约为中心的时尚品牌，DKNY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合作机会，于是提出以1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摄影师300张图片，用来装饰于品牌在世界各地的门店橱窗上。Brandon是乐意合作的，只是提出了更高的售价，但遭到拒绝，于是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但随后一名粉丝发现了Brandon的作品被用在DKNY曼谷门店的橱窗上。是否要起诉DKNY呢?比起把这事件变成一件司空见惯的版权纠纷案，摄影师给了更漂亮的回击：他对自己的粉丝说并不需要拿到赔偿，只要DKNY以他的名义向一个慈善组织捐赠10万美元，便可息事宁人。这条信息迅速被点赞及转发了上万次。幸好DKNY的危机公关很快做出回应，发表了道歉声明说这次“误用”摄影师的作品是一个“疏忽”，同时以Brandon的名义向慈善机构捐赠了25000美元。摄影师见好就收，并没有追究剩下的3/4。但看客们的心里多少有些五味杂陈，显然DKNY对于自己的“过失”及时补过的态度良好，但作为一个资产过千万的国际时装品牌，完全可以很从容地满足摄影师最初的酬劳要求，避免这样尴尬的场面，而且在慈善事业面前，也可以表现得更加大方一点儿。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但我们不禁反问：DKNY真的以最小的损伤解决这一争端了吗?

Who Is The Winner

面不改色?借力使力

少了年轻时的锋芒毕露，多了几分沧桑与沉重。John Galliano 是否能从丑闻的低谷中重振?

除了应对各路“程咬金”，品牌之间的创意撞车，也是让公关头疼至极的官司。猩红色鞋底之于Christian Louboutin，可以说山茶花之于Chanel，竹节手柄之于Gucci。创始人Louboutin一直对猩红色鞋底的设计不断被抄袭而忧心忡忡，所以选择了颇具影响力的Yves Saint Laurent作为杀鸡儆猴的对象，用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将抄袭的鞋款撤柜同时予以赔偿。作为专注于鞋业发展的品牌来说，红底是Christian Louboutin的生命线，对于消费者则拥有图腾一般的神秘力量，相较有近百年历史的YSL而言，鞋子不过是无数产业中的一支，并早就一眼看穿Louboutin索要赔偿是虚，制造话题才是真，于是YSL干脆以不变应万变，并打出“拒绝颜色垄断”的口号，继续推出自己的鞋款，顺便做了次不花钱的广告，何乐而不为。

米兰时装周也上演过两大品牌电光火石的维权戏。Giorgio Armani控诉D&G的两位当家设计师Domenico Dolce 和 Stefano Gabbana抄袭他的一条裤子。可这两个西西里人并不是好惹的，马上就毒舌回复说已经好多年没看过Armani的秀场，而自家的设计与“西西里文化和传统”紧密联系，早就“世界闻名”了。并搬出了毕加索的名言“借鉴别人不可避免，但抄袭自己只能固步自封”，暗讽Armani多年来没有新的设计，早就停滞不前了。时尚圈的抄袭事件层出不穷，设计师们抱怨的对象多半是大排档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们，但遇到牙尖嘴利的同行，想捅一刀也很难占到一点儿便宜，只怕Armani老爷子只能在家中暗自发飙了。

危机公关再神通，也有无力回天的时候，特别是当品牌问题上升到道德高度，或者你的设计师是匹随时可能脱缰的野马。在大多数公众的视线中，设计师John Galliano于2010年12月那次的酒后失言，应该是对事业与名誉的永久性创伤。“我爱希特勒。”他在巴黎的意见酒吧里对两名犹太裔的意大利女子说道，“像你们这样的人早就该死了……”虽然事后他企图否认此事，但有视频为证，Galliano迅速名誉受损，被Dior扫地出门，并将持续承受作为种族主义者该受的谴责。

类似的还有保加利亚的时尚杂志拍摄了一组名为“Victims and Beauty”的大片，给模特化了超级逼真的如同被殴打过的妆容。舆论批评他们是在含蓄地美化家庭暴力。该杂志没有道歉，而是站在了自己编辑的一边，说并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冒犯了广大女性读者。然而面对敏感话题的时候，盲目的袒护是抵触情绪的催化剂。杂志不合时宜的偏袒很容易激化公众的反感。

相反，2006年乌拉圭模特Luisel Ramos和巴西模特Ana Carolina Reston均因节食引起的不良作用死亡，并在时尚圈掀起了一场反对0码模特的风潮。很多品牌的公关手段只是拒绝继续使用过瘦的模特，但也有时尚摄影师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Solve Sund***o等人趁机迅速拍摄了大码模特的时尚大片，创造了新的时尚话题，让灾难为我所用。

危机公关并非面对“不成功便成仁”的两极处境。好多危机在发生前可以预测，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即便有一发不可收的事件，只要及时采取行动，主动向公众道歉，就有缓口气的机会。真诚两字是必不可少的，千万别侮辱看客们的智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冲淡吧。在时尚界中，没有不良行为是绝对不可宽恕的，所以不管是向家里女佣扔手机的模特，还是被动物保护协会、反皮草联盟组织成员威胁到的品牌形象，都能在无数的争议声中通过公关的小小帮助，一路生存下来。既然John Galliano都回归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Link 谁拖了明星的后腿

除了品牌需要贤内助，明星更是离不开公关团队的包装与保护。特别是当争议严重威胁公众人物形象时，损害控制是必须的。有能化腐朽为神奇的，自然也有弄巧成拙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而明星最怕的就是选错公关吧。

Kate Moss

对于Kate Moss的争论漩涡开始于2005年她臭名昭著的毒品丑闻。她涉嫌在前男友的工作室吸食可卡因的照片浮出水面，导致她与Burberry和Chanel的合同终止。Moss的公关为扭转局面推出一个公开声明：她发誓要重新整理自己生活，并使得她保留Rimmel和Dior的合同。2011年她成为世界收入第三高的模特，人们甚至开始同情她的过去。她一枝独秀的复辟史不得不说得益于公关团队重建她声誉的良好操作。

Naomi Campbell

虽然人红之后喘气变粗、动手打人的名流不在少数，但像Naomi Campbell这样打了又打，从保姆一路打到司机再到机场巡警的打女风范，也够让人“叹为观止”了。对经纪公司来说，Naomi无疑是一棵会让人头疼的摇钱树，但如果改不了，也可以拿来做卖点。所以“黑色维纳斯”除了美丽，还有个脾气暴躁的名声。不过人们总有审美疲劳的时候，于是有了在欧普拉的脱口秀上道歉的一幕，甚至拉来母亲做苦情戏。观众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我们就不知道了，至少她还活跃在我们眼前，只是每次看到她时，总让人忍不住默想：去找个好的心理医生吧!

Hedi Slimane

经过18个月对英伦摇滚坏小子Doherty的纪录片的拍摄，Hedi Slimane把摇滚叛逆的骨血带到了Yves Saint Laurent。除了重整设计风格和团队，还将品牌从巴黎搬到LA，并改名成Saint Laurent Paris，遭遇非议连连，甚至YSL的粉丝们特别制造了印有“没有Yves就不是Laurent”的标语的T恤。而Hedi则将摇滚客沉默不语的神秘劲头一演到底。与其让设计师自己辩解，不如公关团队追溯品牌历史，将Hedi的创意与Coco Chanel拿掉Coco，Christian Dior拿掉Christian共举，让更具说服力的评论家们开口为Hedi说话。也许Hedi表面上的革新叛逆，仰赖骨子里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而他只要继续挥动他锋利的剪刀，拿出优秀的设计，一切解释都在下陷的眼眸中不言自明了。(来源：精品网 | 编辑：刘继轩)